龙泉窑，及其与南宋官窑的种种关联（下）

龙泉窑的特殊制作工艺。龙泉窑地处浙南山区，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境内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800余米，是浙南地区最高的山峰。山多田少，深林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农耕并不发达，因此非常适合烧制瓷器。龙泉窑有几个制作工艺特点：专门开发并充分利用开片作为釉面装饰；制胚之后先素胎焙烧固化，再复釉烧制，减少废品率，提高装烧效率；特殊配方：石灰釉，石灰碱釉。

中国陶瓷上的开片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中国在先秦时期即生产出原始青瓷。从出土原始青瓷实物看，其釉水薄，烧成火温底，胎土未完全瓷化。及至汉末，东南窑场突破技术瓶颈，成熟青瓷正式登场。两晋时期，古越窑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所产青瓷器釉面坚致青翠，但普遍偏薄，质感不强。至南北朝，瓷器工匠尝试改变釉料配方，以使釉面加厚增加质感，但随之出现釉层与胎的收缩率不相符，釉面开片并致使釉层剥落，所以，早期的片纹是窑病。

《云仙杂记》有载：“天宝，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乃名自暖杯”。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内库就是皇室放置御用具的仓库。这件纹如乱丝的青瓷杯唐玄宗亦喜爱，可见当时好的片纹瓷器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是，因为瓷器表面片纹的特殊形状和色彩千变万化，引人遐思，瓷器工匠们很快就发现，如果人为地加以利用，可以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釉面装饰工艺来。至北宋晚期，汝窑开始出现人工控制的瓷器片纹，南宋后这种技术更加成熟，南宋官窑就是片纹瓷器中的佼佼者，进而更影响了整个龙泉窑系，大量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片纹瓷来。

由于纹片的形状和色彩多样，古人还专门为纹片做出评鉴的标准来。明文震亨这样评述：“官、哥、汝窑，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最下。”有趣的是，在这个评价中，纹片的优劣与断纹生成的难易程度相符合。如冰裂纹是釉层之间的开片，因此只有多次上釉的官窑器或“类官窑”器才可能产生。鳝血更神奇，是胎土之中含有微量铜，在合适的窑炉气氛中因窑变而自然生成，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可遇不可求，在目前见诸于世的古陶瓷著录中还未尝见有收录，故此二者为上是理所应当的。蟹爪是釉面条形开片，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氧化而形成;鱼子纹实际上是厚釉器，釉层中蕴涵丰富的大小不一的气泡，与纹片结合而成。这两种纹片是可以人工控制的。百岌碎，后开片，氧化染色，片纹杂乱无美感，故列为下品。而近世所追捧之金丝铁线，乃纯人工所为，不足道也。

下面的这件青釉菊瓣纹碗通体开纹片，而且纹片形状、颜色多样，同时拥有蟹爪纹、冰裂纹和鱼子纹，特别是近口沿部份的淡红色纹片，为鳝血红，更是十分难得。(南宋 龙泉大窑青釉菊瓣纹碗)
石灰釉和石灰碱釉的区别在于：前者高温下釉面流动性强，因此釉面较为稀薄，且清亮，透明性好，玻璃质感强;后者高温下釉面流动性弱，因此釉面较为肥厚，失透，脂状质感强。这种外观呈现上的不同，其实却蕴含着极大的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内核基本定型于春秋战国与魏晋这两个时期，而其外缘呈现则基本定型于汉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表述一直遵从雅文化、俗文化两条平行线递进。雅文化主要见诸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官方及社会上层阶级的所有文书文件、历史记录、哲学、美学、科学表述、文学艺术等等。俗文化则为民间日常生活应用的总成，包括民间文娱艺术、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戏曲、少数民族文化(无文字)传承等。

最容易理解的代表物就是文字与文书形式：雅文化的载体是繁体字，文言文，俗文化的载体是简体字，口语及民间口口相传的各种说唱词，这在考古发掘中已出土大量的实物证据。例如已出土的秦简，政府文书均为文言文，繁体字，而民间的家书均为口语，内有大量的简体字。作为中华文明支撑点的儒释道三教，儒教与道教均源于本土，而佛教则由西域东来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支柱，而这个核心支柱的发源(佛教除外)、发展与承传，就是搭建在雅文化的支撑点之上。

两宋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是雅文化，而两宋以后，经元代一百年的转换，俗文化成为主流，元代成为分水岭，因此可以说两宋时期的文化代表了中国雅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两宋时期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深深烙下了雅文化的标记，所有的工艺艺术品都反映出雅文化深刻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同样反映在中国的古陶瓷之中：两宋瓷器是雅文化杰出的表述，注重内在的张力;明清瓷则是俗文化的代表，注重外表的华丽。

北宋的汝官窑瓷器中是雅文化的代表，它天然去雕饰，表面失透，温润内敛，天青色反映出内心的纯净，历来为世所公认为中国陶瓷的最顶峰。它所采用的即为乳浊釉，表面呈失透感。 早期龙泉窑采用的是石灰釉，无论是五代还是北宋。因为这段时期龙泉窑烧制瓷器的主要对象是民间，因此需要外观的靓丽。 但是南宋康王渡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宋代宫廷的是雅文化的主导者，瓷器的标杆是北宋汝官窑和北宋官窑。但是因为金人的入侵，北地丢失，没有了原料，很可能原来的工匠及配方也失去了，因此，南宋供给宫廷的瓷器采用了多种工艺方式来模仿汝窑的效果。例如多次上釉，以降低釉面的折光率;采用紫金土为胎骨，降低胎骨的白度;采用石灰碱釉以增加釉层的厚度等。

南宋至元是龙泉窑的最高峰，大量青瓷除了供给国内市场及宫廷之外，还大量出口。出口的对象国包括亚洲，非洲，欧洲等等地域。具有及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日本，人们(特别是贵族)对龙泉窑的喜爱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日本著名收藏家龙泉堂堂主家藏有一件南宋龙泉，在遭遇关东大地震时，他什么都不在意，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抱着这件南宋龙泉瓷就跑出门外。日本国内收藏有6千余件历史文物，其中定为国宝级的瓷器有八件，4件为建窑建盏，一件是龙泉青瓷。

本世纪初，在龙泉大窑村外约三公里处的枫洞岩发现的明代烧制官窑的窑场，经专家审定确认，定名为大明处州官窑。这个官窑一直烧制明宫廷所用祭祀瓷器，一直到明成化皇帝下旨撤销之后才停止烧制贡器。《大明会典》卷一九四之陶器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需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直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而另一书《明宪宗实录》卷一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成华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这里的饶、处等府，就是指景德镇和龙泉，这两条史书记录明白无误，足可引为例证。

明代初年，战乱刚刚结束，民间相当疾苦，因此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定下奉行节俭的政策，其中规定“祭器皆用陶”。《明史》有记载：“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簋簠登豆，唯笾以竹。诏从之。”既然为祭祀所用，则当然需要大盘大碗。《大明会典》卷二十八中“圆丘第一陈设图”有注：“登鉶用瓷碗代簋簠登豆用磁盘代凡坛庙同。”也就是说祭祀之中盛放牺牲用的礼器就是大盘。《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还有记：“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 圆丘就是天坛，祭祀圆丘使用青色磁盘也就顺理成章了。大明处州官窑青瓷刻花碗，该碗直颈达37.5公分，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大明处州官窑中最大口径的一件。 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龙泉县遭受特大洪水，沿河地域的古瓷窑大多被冲毁，龙泉县志记载损失惨重，人员伤亡巨大。龙泉窑因此一蹶不振，进入衰败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龙泉窑的瓷土成分，其含铝量偏低，因此，龙泉窑瓷器需要两次入窑烧制，先烧素胎，成型后再过釉烧制。而宋代景德镇已经采用优质高岭土烧制瓷器，特别是进入元代以后采用二元配方，其胎土之中氧化铝含量高达26-28%，一次成型烧制也不会有太大的损耗。因此，龙泉窑退出市场竞争，让位给景德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以上是龙泉窑的介绍，下面再谈谈龙泉窑与南宋官窑的渊源与关联。
2014年中外古陶瓷研究学者齐聚龙泉县，召开座谈会及新闻发布会，一致认定宋代哥窑在龙泉，南宋时期龙泉地区亦烧制官窑瓷器。这就是溪口、大窑的黑胎青瓷。具体报道大家可以上网查，这里就不多啰嗦。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浙江考古所曾如此定性：“龙泉无官窑”。

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90年代及本世纪初我曾多次去浙江考察窑址。(阿拉是浙江人，80年代小舅舅曾担任丽水地区行署专员)在2008年本人著作《玩物致知——中国古陶瓷谈丛》一书中就已提出，南宋龙泉溪口是南宋官窑。下面我摘录书中的原文，供大家参考商榷。

关于溪口窑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溪口窑的身份，它究竟只是一个民窑，还是受到官府的指派，在烧制民窑器具时也烧制官窑，还是它原本就是专门为烧制官窑器具而单独建立起来的?过去人们认识的南宋官窑，主要是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至于龙泉窑所烧制的黑胎青瓷，只认同它是龙泉仿制官窑器。

随着《中兴礼书》的被解读，人们认识到原来南宋时候有五个窑口烧制官窑器具，分别在平江府、绍兴府、临安府的修内司、郊坛下和处州府。进入21世纪，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绍兴府的寺龙口、临安府的修内司，而处州官窑就一定是在龙泉。那么龙泉究竟是哪个窑在烧官窑器?如果按照官窑器的特征作为标准：薄胎厚釉、开纹片、黑胎、使用石灰碱釉、紫口铁足、多次素烧多次上釉、式样只供皇宫，民间禁止使用等等条条框框来进行排比的话，那么龙泉大窑和溪口窑所烧制的黑胎青瓷器应该就是龙泉官窑。其中，溪口窑的情况更为特殊，从已揭露出来的种种情况来判断，它更可能就是专门为烧官窑器而建立起来的。

探索溪口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有四个要点值得重视：
一、 溪口窑的烧造时间
通过窑址考察以及历史文件的阅读，人们发现溪口窑烧制瓷器
的时间恰恰仅在南宋一朝，而且是南宋中期以后至宋末元初短短的数十年，这就值得思考。附近的大窑、金村、稍远一点的安福、上严儿、杨梅岭等窑口，至南宋时都已经有百数十年或者更长久的制瓷历史，无论是技术、经验、工匠、设备等等都应十分齐全方便，那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些窑口烧制而要另建新窑?
再者，如果是民窑，除非出现重大选址失误如原料来源短缺、运输线路过长、技术人员流失等等，一旦建立起来就应持续下去。龙泉周边所有的民窑都持续烧制下去直到三百年后的明代甚至清早期，而这个才建起来的溪口窑，在没有任何外来自然因素的压迫下，为何仅持续了数十年，至宋末元初就突然消失了? 二、 溪口窑的地理位置
中国古代瓷窑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对集中，根据
瓷土来源、水源、燃料收集以及大流量运输节点的设定，就近确定窑址的位置。在中国南方各省，经常可以见到一面山坡上排列着十数条龙窑，或者在山脊的两边密布龙窑的现象。龙泉窑是一个跨二省九县的巨大窑场群，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工业基地，仅龙泉县境内已经发现并给出编号的龙窑就有超过366条。
龙泉县境内的窑场集中在两个地点，一个是县城东北安仁镇及道太乡境内，紧水滩水库沿岸，另一个是县城西南的小梅镇，这些窑场生产运作已经相当成熟规范，且靠近瓷土和燃料的供应地，运输也十分方便。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些窑口的附近建设新窑，而要专门跑到查田镇溪口的瓦窑垟建立一个新的窑?舍近求远，离群索居、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三、 溪口窑瓷器的类型
窑址考察发现，溪口窑烧制的瓷器与传统龙泉窑瓷器有很大的
不同。传统龙泉窑器是灰白胎、大多无纹片，小到日用器具，大到陈设用瓷都有生产。而溪口窑生产的是黑胎青瓷、包括薄胎厚釉器和厚胎薄釉器，有纹片，紫口铁足，大多是日用餐具和小型装饰用瓷如小花瓶，各式炉特别是鬲式炉、簋式炉等。
很多式样是龙泉境内别的窑厂所没有的，但在南宋官窑瓷器中却有很多类似或者几乎完全相同的器物。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南宋及元代，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中龙泉窑器大量出现，而却极少发现同时代的溪口窑黑胎青瓷器。同时，以溪口窑标本与各大博物馆藏已认定为南宋官窑的瓷器相比较，如非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要仅凭目鉴加以区别是困难的。
四、溪口窑与大窑黑胎青瓷烧制方式的比对
根据《中兴礼书》的记载，可以认定龙泉有官窑存在，烧制黑胎青瓷器。而目前所发现的龙泉地区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场是地处小梅镇的大窑和地处查田镇的溪口窑，而这两个窑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大窑生产黑胎青瓷，是在一个窑炉之中，与白胎青瓷混装烧制，黑胎青瓷只占总产量的很小一部分，大约15%左右。而溪口瓦窑垟窑址出土的瓷片却几乎完全是黑胎青瓷，有薄胎厚釉和厚胎薄釉，极少见到有白胎青瓷。
如果将龙泉大窑烧制黑胎青瓷的情况视为“官搭民烧”或者是“官府预定窑位烧制官窑器”，其烧制模式与北宋汝窑、钧窑的情况相类似的话，那么溪口窑烧制黑胎青瓷的的情况，其模式是否与北宋汝官窑、南宋修内司、郊坛下官窑的情况相类似?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立即确定溪口窑就是官窑，而是把一些思考的线索提出来，有待于专业的古陶瓷研究学者或者是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印证。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已经付诸于行动之中，浙江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也是龙泉窑瓷器专家朱伯谦先生就在他主编的《龙泉窑青瓷》一书中这样写到：“南宋后期在大窑和溪口瓦窑垟设立官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思索引领行动，无论是科学行为还是经济行为，这个模式都是被人们所广泛应用的，21世纪汝窑、寺龙口官窑、修内司官窑的发现，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去完成的。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一些新的发现会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些历史上尘封已久的谜团会被解开，新的结论就此产生，这就是文化的发展进步。

以上原文摘自本人著作《玩物致知——中国古陶瓷谈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0万字，118件器物共计约500余张彩图，256页。
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五年，龙泉地区发现更多的专门烧制黑胎青瓷的窑口，例如叶乌地、岙底、小梅窑等等。其外观特征与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非常相似，如果不是明确知道其发掘的出处，仅凭外观是非常容易混淆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古陶瓷研究学者倾向于认为南宋中晚期在龙泉地区烧制南宋官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就我个人认为，南宋早期，官窑试制阶段，所采用的工匠和技术，极有可能是出自龙泉地区，也就是说龙泉窑的工匠带着龙泉窑的技术参与了南宋官窑的初创。而南宋中期以后，由于地缘关系，原料关系，制度关系，除了少部分重要核心器物仍在杭州烧制(很可能是在何家山窑烧制，但因窑址在一号大院之下，至今未能考古发掘)，大部分日用器具及部分祭祀用具是在龙泉地区烧制的。

对于南宋官窑整体发展的脉络，以及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系，我本人有一个思路，当然，部分与正统的研究有冲突或是目前研究的空白，可以借用一张图标来理清：
 

时间	位置	注释
南宋早期，南宋皇室定都之前	平江窑，位置在今苏州、无锡、宜兴一带，但是至今未找到窑址	靖康之变事出突然，宋室倾覆事出突然，因此南渡匆忙。且具史书记载其满载皇室器用的船在渡江时倾覆，礼器尽失，故南宋早期宋室祭祀均用军中器具暂充。后因大臣们提意见，说我们老是被金兵追来追去，与祭祀心不诚有关。这个心不诚就是指没有专用的祭祀用具。故朝廷下旨附近的平江府烧制祭祀用瓷器。（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恐怕仅维持了一年，烧制不超过两次。）
绍兴十三年确定在临安建立明堂和太庙之前	越窑，具体窑口有二处：低岭头、寺龙口。	其中，低岭头是试烧阶段，前后时间不超过二年，完全按照汝官窑的式样、外观呈现、种类来烧制。后因低岭头位置、技术差异问题，移至寺龙口。寺龙口南宋官窑的烧制我个人认为直到南宋晚期仍有零星的生产。
绍兴十三年左右	修内司，地点在今杭州凤凰山麓老虎洞附近，紧贴南宋宫苑西北角院墙，而一墙之隔即是南宋宫廷太庙所在。	修内司的作用有两个：1、按照汝官窑为模板试制；2、正式生产。故修内司官窑从器物上看，有许多前后不一，种类不一，技艺不一的情况。充分说明是试烧与生产同时存在。而这个时候使用的工匠和技术，除部分核心人员或者从江北一并南渡二来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从龙泉地区征调。
南宋早、中期	郊坛下官窑，位置在今杭州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边。	由于修内司官窑紧贴太庙，生产及窑工的生活活动影响了宫廷特别是太庙的清净，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后，修内司官窑被撤销而移师至郊坛下。
南宋中、晚期	龙泉地区的溪口瓦窑垟、下梅大窑。	­­­­郊坛下官窑总计57米长，产能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宫廷需求。故南宋中期开始，宋皇廷直接在龙泉地区设置官窑，派出督窑官、发给“制样需索”的官用器物图纸，甚至从杭州运去烧制黑胎官窑所需要的“紫金土”。此时的格局是：杭州地区烧制祭祀及玩赏用瓷，龙泉地区烧制生活用瓷。

以上就是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联。

今年10月份，我将在广州举办《龙泉窑与南宋官窑》研讨会，有大量实物，包括标本、复原件和完整器等展出，并会邀请专家学者、收藏大家们一同出席。